入仕还是归隐？在中国古代传统的“官本位”价值导向下，这对矛盾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内心徘徊不定的选择，也一直是千百万士人心中最激烈的挣扎。

孔子云：“有道则仕，无道则隐。”这是一种浅显易懂的处世之道，但在曲意顺从的时代，却显得弥足珍贵。陶渊明在本性与责任的天人交战里苦苦挣扎，终不屑为“为五斗米折腰”愤而辞官归隐，成就了“田园诗派”的一代宗师；李白在被“赐金放还”后愤然于胸，放出“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”的豪言，愤慨于天生我才不得用；范仲淹一腔孤勇难以实现，登临岳阳楼，抒发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豪情。他们心系天下混迹于官场，对仕，他们持诙谐态度，不得则罢；对隐，他们也能怡然自得，素屐以往，凡天地之烦恼均有安处。

“仕”与“隐”的冲突实际上是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冲突。儒家强调的是“仁者爱人”、“推己及人”，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置于自己心中，实现这一抱负的最佳途径则是入仕，最终目标则是成为“上佐天子，理阴阳，顺四时，下遂万物之宜，外镇抚四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”的宰相。无数人怀抱着这样的抱负踏上仕途，构建出暗潮汹涌的官场，沉浸其中免不了结党营私、尔虞我诈。在污浊的夹缝里洁身自好，也绝非一件易事。道家则强调以道法自然为万本，认为万物运行都有它的自然规律，可将骸骨封存于山林之间，他们认为，隐逸是生活之美，厌弃纷繁复杂的官场，收获的是心灵的宁静。

“仕”有利必引争，在科举制下醉心于功名、百无一用的腐儒数不胜数，国家选拔这样的人，冗杂且无用。且为官需斡旋于各方势力之中，难免会做出有违初心之事，能够“濯清涟而不妖”的官员少之甚少。“隐”则容易许多，丢掉了许多粉饰虚名，一心做自己的专长，一壶酒，琴一张足矣，放浪豪情万丈、浪迹天涯，这种隐是怡然自得的 “隐”，是追求个性与自由之我的返璞归真、超脱自然的“隐”。

然而，“仕”一定比“隐”更上一层楼吗？不尽然。

“仕”即为官，为官的宗旨即是为国为民，历史上，为官造福人民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商鞅大胆革新，为秦朝大一统局面奠定下坚实的基础；明代海瑞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，军民以其为荣；林则徐虎门销烟，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，即使因罪谪守，也心系黎民，成功开拓了新疆这一圣土。相反，有些人假作风流，如“江南公子”杜慎卿散千金以买高官。有的人则消极避世，不务农耕之事也未搏得功名，醉生梦死沉湎于酒色的泥潭中，毫无建树。这样的人还以隐为傲，认为自己拭去了官场的灰尘，实际上他们染上的是比官场腐败更为人所不齿的恶习。

依我的拙见，“仕”与“隐”是相互关联的，相辅相成。并非不可并存，非“仕”即“隐”，关键在“仕”的方向，与“隐”的所在。

入仕能实现自己的价值，也有能将善良的人性吞噬。身在仕途，可以选择保全性命不为光明发声，但不应当投身于黑暗，为欲望或仇恨放弃良知。我相信人性本善，官场中也会有正直之士吐露人间的真情，死死捍卫着利国利民的正道。况且，社会离不开入仕之人，国家这个庞大的机构需要无数人才来维持正常运作。倘若全社会的人都超脱世俗，归隐山林，没有人来承担国家的基本责任，社会岂会有发展？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野。隐的最理想状态是隐于朝堂，在实现个人价值、承担群体责任兼济天下的同时，亦能够坚守本性之善、彰显个性之美，享受生活的自由隐逸之道，这才是“隐”的最高境界。

“仕”向何方，“隐”归何处，不言而喻。每个人都惟有出入相宜，仕隐相适，方能一展雄图，人生的境界才会豁然开朗，仕途才会顺畅，归隐也能闲适。

作者：高2025届18班  陈思远

 指导老师：范娴皓